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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传统琉璃的这些局限，西方玻璃传入我国后，引起人们较大惊异，学者们视其为奇物异宝而加以记载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说：“罽宾国……出珠、珊瑚、、璧流离。”罽宾国位于今阿富汗一带，璧流离指的就是玻璃。李志**认为该词对应于拉丁语vitrum，是音译加上了意译的结果。李志**并且指出：古籍中对于vitrum的译法很多，例如《梵书》中的“吠琉璃”、《酉阳杂俎》的“毗琉璃”、《一切经音义》的“髀头梨”、“颇黎”等，都是vitrum及其派生字的音译。译名的多样化，正说明这类外来品与中国土产琉璃在性状上差异很大，以致中国人不知道它们是同一类物质，因而对之赋予了多种多样的名称。
因为传统琉璃制作技术的不成熟，提示我们对待古书上有关记载，要持谨慎态度。例如东晋王嘉的《拾遗记》说吴主孙亮用“琉璃”作屏，“甚薄而莹澈，使四人坐屏风内而外望之，如无隔，惟香气不通于外。”《西京杂记》说汉武帝造神物，“扉悉以白琉璃作之，光明洞澈。”这些记载，如果不是夸张之辞，那么文中的“琉璃”必然是从域外传入的琉璃，否则不会有那样好的透明效果。文献中对于西方琉璃的传入，也常有反映。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十四“琉璃”条，对之有多处描写。史书中对域外“火齐珠”（琉璃透镜）的记载，更是屡见不鲜。古书《梁四公记》则记述了玻璃由海路传入的具体例子：
“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，卖碧颇黎镜。面广一尺五寸，重四十斤，内外皎洁。置五色物于其上，向明视之，不见其质。问其价，约钱百万贯。文帝令有司算之，倾府库当之不足。”《梁四公记》一书，着者不明，有说为沈约，也有说为张说，总之它反映的是南北朝时期的事情。
不但琉璃成品，而且玻璃制作技术也传了进来。《北史·大月氏传》记载：“太武时，其国人商贩京师，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。于是采矿山中，于京师铸之，既成，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。乃诏为行殿，容百余人，光色映彻。观者见之，莫不惊骇，以为神明所作。自此，国中琉璃遂贱，人不复珍之。”
这是说，琉璃制作技术传入以后，在中国的国土上也能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琉璃来，从此人们对琉璃就不以为奇了。《北史》这段记载，也见于《魏书》，说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代的事，大约发生于5世纪中叶。此外，两宋时的大食诸国、清代早中期的西欧传教士都曾将琉璃制作技术传入我国，对我国的琉璃制造产生了一定影响。由于国外技术的传入及工匠的努力，最终掌握阴阳学者曾经有的一套成熟的琉璃生产技术。